项某与乌某于1988年3月登记结婚，结婚之初二人生活较为清贫，感情比较融洽，于1989年7月育有一女。1994年项某使用家庭财产投资项氏牧业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总经理。经项数年精心打理、苦心经营，项氏牧业成为省内首屈一指的奶品业公司，产品销至全国各地。但自公司有了起色后，项某便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经常借口工作需要、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并与其中的某些“小姐”关系暧昧。乌某知晓后，曾多次劝说项，但项置之不理，几度还恶言相向。1999年6月项某于歌舞厅认识了来自四川的姑娘纪某。三个月后，项在本市城东区购买了一套150平方米房子给纪居住。自此，项时常借口工作繁忙，夜不归宿（并于1999年10月聘任纪为项氏牧业公司的公关部职员，2000年4月又提升纪为公司公关部经理）。乌知晓项与他人同居之事实后，一再苦口婆心劝项，但项不为所动，并与乌多次“开战”吵架。2001年2月，纪为项生下一子，乌与项二人为此大打出手，以至家中总价值四万元的财物被损坏，乌本人面部受伤，缝了四针。2001年4月，乌向城西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本案离婚证据运用分析
 
　 
       在本诉讼中，原告乌某向人民法院提交了七项证据证明其事实和主张。乌向法院提交其本人对案情经过的陈述，旨在证明本案所有之要件事实，支持其诉讼主张。最高院《证据规则》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乌向法院提交的其女儿的证人证言以及项、纪二人拥抱合影的照片，主要用意在于证明项、纪二人存在同居关系。但须知道，拥抱着进出住所及拥抱着照相并不能说明项、纪二人存在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行为。从这两项证据中，我们仅能得出的是项、纪二人过从甚密的结论。乌向法院提交的第四项证据虽是以听闻的方式获知项与纪存在同居关系，但是由于可以暗合前两项证据，组成一个证据链条，所以这几项证据的提出确实能够帮助法官形成“项、纪二人存在同居关系”的心证。其次，乌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市人民法院的《门诊病历》，有效地证明了乌面部受伤这一结果事实。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何人何时何地实施了何种行为导致这一损害结果出现的呢？乌没有举出相关证据。因此乌仅证明确有损害结果而没有证明该结果与被告之关系，无疑是一大失策。再次，乌向法院提交了损毁财物的各种单据及各种人身损伤医疗费用单据，用于确定损害赔偿数额。至于精神赔偿一块，由于法律规定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酌定，需要当事人举证之内容并不多。乌举出来的这些用于证明损害结果的证据，的确起到证明损害结果存在的作用，但因原告没有对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举证，所以乌在这些损害赔偿请求上，未必能得偿所愿。另外郑州婚姻调查取证公司认为，原告乌漏过了一个很好、很有力用于证明项、纪存在同居关系的证据，那就是项与纪两人于2001年2月生下的儿子，只要乌向法院申请亲子鉴定，确定项与儿子的亲子关系，那么项便很难不败诉了。

      本案被告项在诉讼中向人民法院提交了五项证据。首先，项向法院提交了其本人对事情经过的陈述，证明其反驳主张及相关事实。其次，项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其公司职员吴某、泰某的证人证言，主要是一种品格证明。两项证据共同证明了项、纪二人是循规蹈矩的人，尤其证明了项是正人君子。需要注意的是，此二人均为项手下的职员，根据最高院《证据规则》第六十九条第（三）项“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其证言之证明力较弱，不足以有效驳斥原告之主张及举证。第三，项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城东区纪居所的户主证明及项、纪二人的房屋租赁合同，证明项与纪二人纯粹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此两项举证虽无不可，但证明项、纪二人是房东、房客之关系并不能直接否定项、纪二人存在同居关系此一事实。总而言之，项从品格等方面入手，证明他与纪间并无不正当关系，其证明思路应当是对的，但在具体的离婚证据收集、举出之操作时，仍然有不少谬误。相较原告乌的举证，被告的举证是处于劣势的。

郑州婚姻调查公司评述：
 
结合上述的案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打离婚官司中我们所应必须注意到的证据问题：
1）
证据链的组合问题；在提交损害证据时，当事人及离婚诉讼代理律师应切实的注意到整个证据链条的组合；在我们的实际业务中，我们非常注意而且也着重的希望我们的当事人能更好的整理整合和从日常生活中自己收集部分的证据，这样第一可以减轻调查证据费用，第二可以更好的做一个证据配合；
2）在同居关系上的证明证据；证明对方存在非法同居关系证明，我们需要有一个持久的证据证明，最起码要有一个时间跨度，而不是仅凭暂时的或几天的视频或影片材料进行说明，这点，在我们日常的婚外情调查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注意。(郑州联邦婚姻调查公司)